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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览:284 事·事实·真相 作者:闻达星
主题:事·事实·真相
作者:闻达星 11:54am 04/07/2005

梁启超先生在100余年前给新闻下定义,只有两个字:报事。根据《礼记·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凡一个由始至终的过程就是一件事。但是‘事’不等于‘事实’,当然‘事实’除非推断正确,不然也不一定是‘真相’。

好比说‘319总统枪击案’是一件事,后来有许多‘事实’版本,却没有一个‘真相’。

李昌鈺博士风尘仆仆从美国赶到台北,就是要为这件‘事’找个说法,看有没有可能推演出一个‘真相’。可是,直到今天为止,他连一个完整的‘事实’都提不出来,还在用外交辞令打公关游戏,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李昌鈺检查陈水扁的鲔鱼肚,是《CSI》最失败的演出;破坏了我们脑海中英明神武、智勇双全的干探形象。他大言不惭地说:情愿没有真相。其实,即便他要——也求不来呀!

蔡老大在《情愿没有真相》里偷换了一个概念。披着客观、科学的外衣,他说罪案鉴证科的办案态度和他办报的原则是一样的。如果评论谨守‘官方提供多少证据就讲多少话’,那不叫新闻事业,那叫做传声筒服务。

有句话很值得深思:‘如果说构成新闻的事件必须是真实的,那世界上怎么还会有假新闻呢?’事实上,许多虚假新闻并不短命,甚至比‘真实’新闻的寿命还长、影响力更大。可见:新闻从来都不是罪案鉴证科那样‘有多少证物讲多少话’的客观科学。

‘事’是新闻的核心,没有‘事’便不成新闻。而凡是新闻,必然有事。完整的新闻报导,则必须呈现‘事实’,没有交代结果的‘事’,没有报导价值。刘建明教授说:“一般客观事实不能成为报道的对象,但却是一切新闻报道的参考标准。所谓新闻点,就是对常规事实的背离和突破,记者认为有必要把它的意义告诉人们。事实的这个意义正是意识形态的母菌。记者对社会事实的主观认识,包含了对事实的意识形态审视,或多或少地向受众暗示一种思想。”

蔡老大不明白新闻评论是很主观的东西,却在兜售他的‘公正’和‘不偏不倚’。他说:“同样的,参与时事评论的人,也应该秉持是有多少观察,提多少议论的态度,对政策的批评更应该是尽量不偏不倚。吊诡的是,不偏不倚的评论在口味上完全不符合顾客胃口。因此,公正的评论和精彩的评论是不是对冲,很值得咀嚼。”

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哈钦斯报告》中关于深度报导的定义说得明白:“所谓深度报导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我们常把详尽报导视为深度报导,而没把注意力集中到‘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

深度报导要求记者具有统摄性思维、熟练地运用逻辑结构来写作。举个例子:庄记这个老油条,等着退休拿恩俸金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至少读者有权要求他把文章写得较有逻辑,不会前言不搭后语。这个礼拜,庄记说:“精英其实不是个现代才出现的概念,古代社会的每个阶段都是由精英、精英集团的引导下发展的。……史记里头记载的战国四公子,便是研究古代精英四个动人的案例。”——庄记把战国四公子和门客说成‘精英’集团,首先就搅浑了‘精英’的原本定义:

1、春申君一介平民,成不了掌握政经的那些人。
2、信陵君为了自保,韬光养晦,征歌逐色,默默从人间蒸发。
3、孟尝君养的尽是些鸡鸣狗盗之徒。
4、最窝囊要算平原君,相信毫无根据的邪说,致使四十万赵军被秦将白起活埋,邯郸几乎失陷。

这些不过是时代的过客,留点逸事供后人回味,要硬拗成‘精英’,也和上个礼拜那篇文章的3个条件不符:1、精英必须是政经的;2、一个社会如果有精英阶层存在,它的影响力首先是不能脱离政治与经济的;3、从古到今,精英的首要定义就是掌握政经的那些人。——这样的逻辑何止‘不偏不倚’,简直不着边际。

不管人们是否已经意识到,大众在媒体中‘看到’的事实是记者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和与之相适应的叙事方式展现出来的;像工程师在建构一座桥梁时要搭建自己的框架一样,新闻记者和编辑在叙述一个新闻故事时,也会搭建自己的‘叙事框架’。叙事框架本身就是一个多维的综合边界:社会的政治气候、媒体意志、受众兴趣、传播条件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会通过这个无形的、然而会让人感到无时无刻不在的框架反应出来。无视或蔑视框架,只想现炒现卖,是新闻工作者的怠惰和不负责任。

蔡老大说:“在评论的过程,通常听者藐藐。评论的过程不一定越辩越接近真相,有时真相和真理反而躲在言语后面,静观人性的挣扎。”说明他对‘事、事情、真相’的辩证关系一点都不了解。对于批评者,蔡老大心里辩解应该是这样的:“我的评论不会偏袒哪一方。如果还有人怀疑我偏袒哪一方,他可以来问我:我的评论对执政党有利吗?并没有。对反对党有利吗?也没有。我只是照着证据的真相去讲。”

为了‘持平’而各打五十大板,是评论的本末倒置。受众如果不明白信息的意义,信息将毫无用处,会造成信息污染;所以信息解读比信息本身更重要。

美国学者赫伯特·甘斯(Herbert J. Gans)认为一切新闻都存有偏见。这‘偏见’主要是指其主观性而言;显性的偏见是立场的问题,而隐性的失实则是能力的问题。他说‘隐性失实’是采访者缺少逻辑训练,在分析一些复杂社会现象时,往往不自觉掉入习惯性的‘思维陷阱’——那些常常导致错误判断的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或思维定式:
1、缺乏对事实本质的深刻把握而造成隐性失实。
2、由果溯因不恰当造成隐性失实。
3、判断不正确造成新闻报道的隐性失实。
4、不恰当的取舍而造成隐性失实。
5、违背客观规律、法律规则而形成隐性失实。
蔡老大务实地以为‘有多少证据就讲多少话’会保他万无一失,不啻是高兴的太早了。

媒体报道的散乱无力以及刻意回避社会难点、焦点问题,增加误导成分,对公众认识社会十分不利。根据传播学研究:公众是通过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来认识社会的。同时,在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上易受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左右。所以,当群众不能通过大众传媒了解到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处于盲目状态时,有效舆论就难以形成,则舆论监督无从谈起,这时媒体人的立场就显得十分关键。

当受众解读出媒体的狐狸尾巴,最终受损的还是传媒的公信力。因为许多读者如费言兄会说他们在不同课题上,有时小题大作,有时大题小作。还有更难听的:隔靴搔痒、拈轻怕重、畏首畏尾、不敢碰硬、批小不批大、只打死老虎不打活老虎等等。

马克思曾说过:“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蔡老大却怕不够八面玲珑,选择‘情愿没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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