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丹旋风谈起……

    而于丹现象跟李洪志现象又有很多神似的地方，1992至1999年，法轮功教主传授法轮大法，用“真善忍”为口号，就是以佛教为主，释道为辅。现而今于丹大师则以儒道为主，禅门公案为辅，信手拈来，闻者微笑。

    其实，自大乘佛教传入震旦以来，或者现在称为的汉传佛教，就是跟中国原来的哲学思想一个磨合的过程。最早佛教教主释迦牟尼就被译为“能仁”，颇有向儒家靠拢的意味。那时梁武帝就提出“三教同源”的说法，得到很多读书人的回应；

• 北周道安说：“《清净法行经》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渊；摩诃迦叶，彼称老子。”
  
• 刘勰《灭惑论》：“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

    到了宋明理学更是集前人之大成，宋朝有个宰相张商英，曾并比三教于药，他认为：儒家治皮肤之疾，道治血脉之疾，佛治骨髓之之疾。周敦颐的《爱莲说》更是受佛家影响，这里就不必多赘。朱熹说：“佛氏云：‘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某尝说：古之诸圣人，亦是为此一大事也。前圣后圣，心心一符，如印记相合，无纤毫不似处。”王阳明的“心学”，有的人干脆就把他叫做“阳明禅”，明末高僧憨山德清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底下，宋明时候的读书人在寺院、道观，把儒释或儒道搀杂地讲，或者来两句口头禅就蔚为风气。而这个风气后来还几乎有鹊巢鸠占之嫌，使得寺庙不得不下逐客令：“时姚江之门人岁聚讲学，辐揍僧寺。寂公谓儒、佛不可混，祖庭不可荒。于是邹南皋、郭青螺、刘孝则诸君子，议别建五贤祠及会馆,而以寺还僧。”讲的就是青原毗卢阁寺的一件事情。

    到了明末清初，很多明朝的读书人为了不做满洲人的臣民，就兴起所谓“逃禅”之风，既然都要剃头，就干脆剃头出家去也。陈援庵尝备论之：“明季遗民逃禅，示不仕决心也。……出处之士皆乐闻其言，往来徒众尝千余人。”既然有徒众千人，那么他讲的是儒释道的哪门学问都已经不太重要，寺院的“票房”重任是由他扛，就好比今天的“粉丝”追偶像了。

    良莠不齐是个很难解决的现象，一般的追随者是没有那样的分辨能力。况且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往往都是看热闹的胜利，连有门道的也要向热闹的看齐，不然“哗众取宠”这四个字是怎么来的？

    这是一个学术上升还是堕落的现象呢？容以后再议，不过这股讲经的风气在大陆易色之后就消失殆尽，倒是给去到台湾的僧人保留下来，后来并加以“发扬光大”。到了九二年又给李洪志学了回来，结果闯了大祸。今天又出了个于丹讲《论语》，是福是祸尚难分晓，不过轮回倒是屡试不爽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