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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览:109 尚穆根逻辑 作者:韦春花
主题:尚穆根逻辑
作者:韦春花 07:12am 17/11/2021

    《尚穆根逻辑》  文/ 韦春花

【尚穆根逻辑】余澎杉在美国犯法落难,尚穆根认为过去支持/声援他的人,都应该继续站出来支持余——这是什么逻辑?——再说啦,我们有什么义务让尚穆根享有有这种小气的快乐?没有!老娘也声援过余澎杉,那只不过是应了一句老话: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总比那些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冬烘强得多。其实放到任何民主国家,朝野过招,本来就不是对称的斗争,因为“朝大”拥有公权力和资源,加上经验老到,多年的死占茅坑不拉屎;还可以动用各种行政资源搞得你一身蚁。反观“野小”的一方则往往显得“稚嫩”,犯错出糗的几率大,若真的要“面对音乐”,大家除了不落井下石,也不能多说什么了。

至于余澎杉当年的罪名,如今也随着官媒“为尊者讳”的报道而起了变化。余澎杉其实就是直接辱骂李资政而身陷囹圄(这是唯一真正的原因)。但是在号称民主的国家,骂前领导人根本入不了什么罪,勉强入罪也会贻笑国际,于是就牵拖了耶稣,入了宗教和谐罪:

1、《联合早报》(15/11/2021):“余澎杉因2015年在网上发布视频诋毁基督教和辱骂我国建国总理李光耀,以及在隔年因蓄意伤害回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感情等罪名,被判监和罚款。”

2、《8频道新闻》(14/11/2021):“然而,这是真相吗?尚穆根说,余澎杉曾严重贬低基督徒和回教徒,用‘四个字母的英文单词’和粗俗的语言来形容他们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

就以最近辣玉莎事件为例,小妮子天真地以为国会和社交媒体辩论没两样,结果就惹上麻烦了。当然得她和所属的政党去面对,别人说什么也帮不了。即使发个议论,也是一两天的事,过后也就烟消云散,因为这是“野”的挫败,大家心头都隐隐作痛。而那些穷追不舍,大声挞伐,装得公允,一看就知道属于哪个阵营的人。

即使退一万步来说,当年NKF的杜莱落难,许文远和花生夫人还信誓旦旦说他不是这样的人,因为NKF筹款方式,还曾被哈佛选为教案,是个天才的发明。后来纸包不住火,罪名成立,高官个个都三缄其口,吴前总理还帮他在中东找到工作,贪墨的钱财也不知去向……这和“野”的作风有什么两样?老尚当年有按耐不住吗?


【红蚂蚁的角色扮演】老鸨过去一直纳闷《红蚂蚁》到底是用来作什么的?最近随着中文《公民在线》的陨落,也就渐渐清晰起来,原来《红蚂蚁》就是“网络防卫”的一部分,即使让“报业”亏钱办,也在所不惜。

最近在《红蚂蚁》上看到一篇由程英生撰写的文章,叫做《新加坡式教育扶贫:不让阶层流动受阻,不让贫困代代相传》,主旨是说通过教育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然后“把蛋糕分配得更平均”。题目是不错,实际上没什么养分,因为文章对“新加坡式教育扶贫”竟然没有着墨,只引用了李显龙的一句话就完事了。所以网页里看到的都是大大的照片,看得出程先生对这个课题没多少的涉猎。

好巧不巧,邻国的《东方日报》有篇黄大志的长文,分两期登出,题目为《新加坡的贫富差距课题》,说的却是由于行动党政府的政策使然,新加坡贫富差距正在扩大。黄大志说:

新加坡和西方具有福利律法的大都市不一样的是,西方的低端劳动力基本得用本地人,而新加坡却大批引进按劳资双方签定合约的低工资非技术或半技术外劳,以弥补本土不足的劳动力,更有效的协助经济增长。好处是,它降低了企业成本、提升了整体新加坡宏观经济的竞争力和表现,但这却同时压抑了本土弱势群体、低与无技术群体的薪金升幅,造成贫富差距扩大。

行动党政府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他们的家天下,贫富差距恰好是他们造成的。看来“新加坡式教育扶贫”是句空话。

程英生或许听过教育能推动社会阶层的对流,不过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于是拾到李显龙的一句话,就迫不及待拿出来显摆。要说教育能推动社会阶层的对流,千年前的科举考试,不也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然而实质上有效没有?朝堂上还不是挤满那些皇亲贵胄。而现代的“贵族”其实也摸透了这个规则,他们把从前世袭的爵位,转换成名校的文凭、常春藤校友的人脉关系,继续翘脚做他们的“贵族”。偶尔冒出来两三个穷书生中状元,那也不过彰显他们制度的“公开和透明”。

这里就让老鸨证明程英生的不学无术:

社会学家皮耶·布笛(Pierre Bourdieu)对这个课题有非常浓厚的兴趣,研究的结果不容置疑的:(现代/资本主义)学校不但没有缩小社会不平等,反而是促成不平等的再生产。因为上层阶级的小孩拥有自家庭的“文化资本”,包括一种以知识工具为形式而内化的东西。多亏这些上层阶级的小孩在家庭所享有的互动,他们一般来说学习发展较为早熟,语言能力(英语)也较适合学校的要求。而这个资本也以客观形式存在于这些小孩所处的环境中:比如书籍、艺术品、旅游、资讯管道等,这些因素形成一个有利于学习的环境,促进了上层阶级小孩的学习成功率。这些后天获得的能力,不但成为惯习的组成部分,而且一直影响著他们往后整个学习过程。因此,也就不令人讶异,在大学里的“精英二代”人数,亦即所谓的“继承人”,远远超过出身贫寒的领取奖学金者。因此,布笛也断言:“所有的教学行为都是一种象徵暴力,因为它是透过一个专断的权力来强制一个任意的文化。”

科系的多样化(语言分流、选科分流),配合越来越提早的生涯规划及淘汰过程,倾向建立软性或难以察觉的排斥方法,对于执行排斥和被排斥的人而言,这种靠着顺序渐进的汰选方式,变得难以辨识,甚至隐蔽……学校向来不吝于排斥,但是从现在起,是以持续的方式在课程的每一阶段都进行排斥……学校把被排斥者留在学校,让他们被留在较差的科系里。

这种正式的多样化(科系的多样化)或非正式的多样化(私下认定的好学校或坏学校,以及微妙地被层级化的课程,特别是在外语这个领域上),有利于隐密的差异性原则之重新产生:出身良好的学生,因为从家庭环境中获得敏锐的职业嗅觉,及在不确定的状况下还能得到家庭的有力支持,所以懂得在适当的时机及适当的地方投资,也就是说,投资在好的科系、好的学校、好的组别; 相反地,出身弱势环境的学生,特别是那些移民者的下一代,常常只能自求多福,小学毕业以后,被迫在複杂的环境中,任由学校或运气来规划其前途,因此他们也常常选错行,浪费原本就已经微薄的文化资本。

这些拿来套在新加坡的教育现实一点也不违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