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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览:206 行动党渐渐“无趣味” 作者:李莫愁
主题:行动党渐渐“无趣味”
作者:李莫愁 12:55pm 27/01/2014

     行动党渐渐“无趣味”
    一辈的福建人喜欢用“趣味”来做为择友的标准;比如,他会说:“这个人‘真趣味’,可以和他交朋友。”——可见“趣味”二字已经远远超越其表面意义,涵盖了所有人际关系必需的条件。同样地,要和人绝交,也是祭出“趣味”这道金牌:“这个人‘无趣味’,还跟他做什么朋友!”

    动党自2011年大选出了坏成绩之后,痛定思痛,决定做个新加坡人“真趣味”的“亲故”(韩语好朋友的意思),于是乎就开展了一系列“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可惜李显龙所托非人,找了个“做事守章程而不知权变,画依样之葫芦”的前公务员王瑞杰代打,结果雷声大雨点小,结论到现在还不知所云。再加上张志贤“灯下黑”,大意弄了个“人口白皮书”,让本来可以“补镬”的小洞,却捅出了个大窟窿,是为新加坡人看行动党“无趣味”的开始……

    以近来李显龙和尚穆根动作频频,正在族群间搬弄是非,让他们去互相嫉恨,好让英语至上,其他靠边站的政策得以胜出。尚穆根名言我已引述多次,所以多一次也无所谓吧:“占人口74%的族群要求指示牌使用他们的母语,这个诉求合乎逻辑也可以理解。可是,如果华族大力争取使用华文而不是英文,少数种族会非常不高兴。我们将步上当年锡兰(现斯里兰卡)以僧伽罗语(Singhalese)取代英语为国语的后尘。”——最后一句,似乎已经定调:英语是我们的国语,否则“后尘”怎么解释呢?

    显龙总理日前出席了一场与马来社区领袖和代表针对头巾课题进行的闭门对话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强调,提出头巾诉求从马来回教群体的视角“完全可以理解”,但政府必须采用“广泛且非正式”的方式加以处理。李总理指出,不能把头巾课题视为孤立存在的课题,或从应得权益或宪法条文中进行法律诠释。政府对头巾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但欲速则不达,不能贸然做出改变,以致造成不良后果。平衡所有族群的需要,保持新加坡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特质至关重要——马来妇女不能在工作场合戴头巾,原来是华族和印族很“敏感”?

    早报社论的二丑们更加把这个说法提升到哲理的层次:“基于这个建国理念,新加坡发展出独一无二的社会特质——少数族群反而得到政府最大的照顾。在世界上任何多元种族的社会,作为主流多数的最大族群,其利益诉求一定是决定性的。这非但有政治上的必要性,更有道义上的合理性。但是,新加坡却应该是唯一打破这种政治常规的国家,最大族群的华族在语言上退让,接受英文作为通用语;在宗教信仰上享受不到作为少数的回教所得到的政策优惠等等。正是这种‘以大事小以仁’的政治智慧,新加坡人的共同身份认同才有可能逐渐形成。”——新加坡人共同身份的认同,必须得经华族“数典忘宗”才能形成的,嗯,interesting!

    实行动党政府给予马来人优惠,自有其历史原因,恰恰是因为地处马来海洋的缘故,不想落人话柄,而不是其他的原因。

    李光耀时代,行动党还有个虚无缥缈的“亚洲价值观”,可是到了李显龙接棒就拜“华尔街之狼”为师了。这整十年来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用老子的话就是“损不足以奉有余”,抢救的方法也实在“无趣味”,叶鹏飞认为:

面对同样问题的新加坡政府也正进行调整。自去年预算案提出“包容性增长”,要“重新分配”财富,让中低收入者获得更多利益的施政精神后,当局在医疗、住房、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采取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所形容的“中间靠左”路线,更注重社会平等,让政府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无论是扩大公共交通补贴的社会对象,放松获取医疗津贴的条件,在行政上加快低收入者的提薪速度,都跟之前提倡市场原则,相信“滴涓经济效应”能自动惠及全民的做法南辕北辙。但这毕竟是事后的补救,虽然能缓解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压力,却还不是治本之道。为难之处在于,贫富差距的祸根,可能是在政府鞭长莫及之处。

    着春节大扫除,贫尼在“藏经阁”找出当年的剪报看了看,发现2004年李显龙第一次当上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兴奋异常,说了不敏感(以今天他们的标准)的话题,也不怕其他族群“杜岚”。十一年后,当年讲的虽然一点都没做,可是说法改变了:“对于地铁站和民众俱乐部等公共设施的告示牌只用英文的现象,李总理回应说,应该用务实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本地人多讲英语少讲华语的现象,并不会因为政府到处竖立华语告示而有所改变。”——呸!难怪人家说官字两个口。

    天他还透露了一个从未公布的消息:“在两个小时的对话中,他以大约两年前部分地铁路线以华语广播,引起一些少数种族人士的注意并加以反对为例说明,最大族群也可能引发敏感课题。他说,从华族的角度来看,年长者不谙英语,华语广播天经地义,是个实际的做法。“可是少数族群却把它视为具象征意义的做法,觉得自己的空间受到限制。”后来经过有关部门提出反馈后,地铁公司决定回归以往的做法。总理说,地铁事件虽然不涉及宗教,却还是成为敏感课题,这意味着头巾这样的宗教课题更为敏感,必须非常小心地处理。——地铁除了英文英语,不能出现其他语文,恰原来是各族注备玉石俱焚,大家抱着一起死的决心,壮烈啊,各位!

    尼第一次赞早报游润恬终于写出一点人话:

我最近在琢磨“共同空间”的概念。当部分华人要求公共指示牌包括中文,或当部分马来人要求从事前线公共服务或制服团体的女回教徒可穿戴头巾时,政府拒绝他们的理由是——这会缩小共同空间。
如果指示牌有中文没英文,是零和关系,那我就可以理解这会缩小各族群共享的空间。但多语指示牌只会让更多人受益,并不会剥夺某些人的利益,照理说是何乐而不为的事。让不识英文的人也能在公共空间里自由行走,不必担心在自己的国家迷路,这难道不是共同空间的扩大吗?
不同群体根据自身特殊的需要提出不同的诉求,这对任何民主国家的政府都是家常便饭。但这并不意味,某个族群的“得”,必定是另个族群的“失”。以头巾的事件为例,月前在公开论坛上提出为何不允许马来护士戴头巾的,是一名华族讲师;我的不少华族朋友,也认为若不妨碍工作,马来女护士戴头巾是无伤大雅的。
如果各个群体因为怕踩到这所谓的共同空间而不敢提出要求,那么当所有人都退一步时,中央让出的空间,会不会是空无一人的呢?

    小妮子有所不知,这各族都退让出来的就是任他们搓圆搓扁的空间了……

    协和基层组织多年的“助纣为虐”在被人民看穿之后,才要来个乾坤大挪移,要把三角形倒过来:

传统上,人协的基层活动是以“人民—政府—人民”这个三角框架在运作,政府一向是处在三角的顶端。林瑞生认为,要真正做到以民为重,就必须把三角倒转过来,让人民处于顶端,政府在下方。而从政府开始,一层一层往上推进到人协、基层组织顾问、基层领袖、基层义工及社区伙伴,就是要支持处在最顶端的居民。无论是为了顺应时代的变化,还是受到新常态大环境的倒逼,人协显然意识到基层组织必须改变思维和运作模式,才能成为一个与时俱进、受到民众认可并且持续有价值的公共机构。林瑞生提出的观念转变,从侧面折射出人协基层组织和基层领袖的作风经过多年,在某种程度上偏离民众的期待,促使它必须更加有意识地重建它本应以民为重的公共形象。

    最初自诩的“为人民服务”,到实际的“为执政党服务”,到重新宣称的“为人民服务”,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实在是“无”到深处无怨尤,是为“无趣味”的极品。

    近还有一个很“无趣味”的事情,当然是公交车资加价。没有人能够理解两家赚到盆满钵满、现金多到淹脚踝的公交公司,为何还力争起价,且起价还不得和服务素质挂钩?试想想,要是两家公交公司不是政联的话,政府会这样好死吗?其实我也理解他们的忧心,在于2011年大选失利里后不敢起,如今安排个2014/2015两度起价,怕得是2016/2017也不敢起,你们说这容易吗?

    弄是非、自圆其说、口是心非、假话当真话说……这样‘无趣味’,还跟它做什么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