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206 方言和华语的共生关系 作者:韦春花
主题:方言和华语的共生关系
作者:韦春花 08:17am 16/05/2022

    《方言和华语的共生关系》  文/ 韦春花

最近春花连续在《联合早报》上看了9篇有关方言与华语的讨论文章,大多是本地有识之士对行动党政府的双语政策和推广华语政策提出批评,计有:

1、胡林生:方言的消失是历史必然吗?(2022年3月10日)
2、张森林:方言与华语之辩(2022年4月18日)
3、庄永康:华语华文的传承大任(2022年4月23日)
4、胡林生:理论和实践的验证 ——论华语和方言(2022年4月25日)
5、张森林:沟通交际与文化传承的纽带 ——论华语和方言(2022年5月9日)
6、庄永康:纠正“偏颇”改善华文教学(2022年5月10日)
7、李敏雯:华文课程为何引不起孩子兴趣?(2022年5月10日)
8、沈璧浩:从亲身学习经验看方言与华语论争(2022年5月14日)
9、卢丽珊:方言,被轻估的文化密码(2022年5月15日)

自然而然,就出现保皇派和维新派两股势力的对抗;保皇派的代表就是庄永康和张森林,其余都是对华人方言有深厚感情的人士。

庄永康还在报社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是贯彻李光耀语文路线的一员猛将,想不到大把年纪的人竟然还装嫩,说什么“但我听当年采访华语运动的华文报前辈说,李光耀总理的华语政策,提高了华语的地位,是华社一致认同的。”

老娘作为亲自见证和经历“消灭方言”的一个老人,绝对知道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为了方便文章的展开,老娘就先自报家门,说说自己是如何看待“方言与华语”的共生关系。

和“生两个就够了”的节育政策不同,至少李光耀当年还搬出一个“马尔萨斯人口论”来撑腰。至于“方言和华语的零和游戏”则是出自他的臆想,至少春花在这9篇文章里,没看到这个说法当年有什么理论根据。保皇派庄永康说了这几句:

“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这是1979年华语运动订立的方针,后来也成为官方的语文政策。虽然后来产生了一些质疑:会不会太严?但我听当年采访华语运动的华文报前辈说,李光耀总理的华语政策,提高了华语的地位,是华社一致认同的。

如果我没理解错误,(胡林生)文章的感慨主要在于质疑近60年来的国策,与“双语多文化”建国原则背道而驰,并认为:“可惜的是,扎根于方言的社群文化,由于‘少说方言’的偏颇主张,而逐渐淡出各方言社群的舞台。”

就事论事,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许多国策讨论与社会研究都指出,华人方言的“淡出”,主要出于社会发展。“因为采用华语教学,所以方言消失”,说法不仅扭曲了事实根本,也让教育部揽上本来不该负的责任。

春花认为压抑或者消灭方言,不是帮了英文,而是灭了华文。庄永康说:“所谓方言即传统,传统不能消失,这是西方‘白左’的政治正确。”——其实,方言不是传统,却是传统的一个载具;大家都要过河,却把好好的舟丢在一旁,甚至击沉,这安的是什么心?这跟峇峇失去传统,现今只留一些物质器物绝对相似。无可否认,峇峇的由来就是务实主义,当年为了融入马来海洋,他们丢弃了一些自己的“东西”;保留了自己方言的一部分,参杂了马来语的一部分,不过却坚持敬天祭祖的传统,所以延续了一两百年。再后来殖民主义者来了,他们又开始拥抱英国人的东西,尝到甜头之后,连宗教也改了,既不要方言也不甩马来语,把敬天祭祖当成迷信,最后什么也没留下了。从这个因果角度来看,消灭方言之后的四五十年,今天华文也式微了。

在春花还在求学的那个年代,华校和英校是泾渭分明的。但是作为一般的华族子弟,无论读华校或英校都面对同样的问题:英文很难,华文很容易。因为来自讲方言的家庭,虽然人人开窍的年纪不同,但是总有一天会发现:华语和他们家里讲的方言没两样。这在沈璧浩和卢丽珊的文章里可以找到佐证。

至于为何华校生不能和英校生一样学好英文英语呢?主要的问题还不在学生,而是学校当局对语文学习的执行力度。本地有两所华校的英文在当年都是顶呱呱的,就是庄永康就读的公教学校和圣尼格拉女校。可能也是教会学校的缘故,他们能够聘请到一些国外以英语为母语的师资。所以在立国以后,本该可以让华校的语文水平更上一层楼,却是把华校给灭了,这其中有多少执政者对华族社群的偏见和成见,可想而知。

此外当年的英校生成年之后,也会参与社团、传统、祭祀等活动,因为方言就是他们的入场券,让传统得以延续。今天的莘莘学子都是从根茎上就被斩断,华语讲得七零八落,恨不得早日脱离华人华语的圈子;在家里都不能好好地和父母亲、祖父母沟通,怎么出来社会上参与华族传统的活动?庄永康的谬论:“所谓方言即传统,传统不能消失,这是西方‘白左’的政治正确。”——可恶在于乱贴标签,并且断章取义。

张森林说“讲华语使国家更团结”,请问他是哪只白内障眼睛看到的:

今天惴惴不安的胡先生,让我联想起43年前忧心忡忡的建国总理李光耀。1979年,在推广华语运动展开之前的几个月,李光耀要求有关方面进行一些调查,看看人们在巴士上和小贩中心讲的是什么语言。李光耀当时在推广华语运动的开幕礼上指出:“这些调查显示,在这些场所里人们所讲的语言,以方言最为普遍。尽管如此,在五年之内,一旦家长都决定放弃方言,以减少子女的功课负担,好让他们能够专心学习英语和华语时,我们就可以大事改变一下我们的语言环境。在街头、在巴士上、在商店里和在小贩中心,学生所听到的和所讲的都将是华语。可是,如果大多数的家长私底下都相信他们能够使子女的英语、华语和方言都行的话,那么在行政上所采取的措施将不能完全成功,因为对家庭来说,行政上的措施鞭长莫及,在家里已根深蒂固的方言将占优势。”

所以说“少说方言,多讲华语”是项政治决定,非关什么语文研究硕果。李光耀当年认为民气可用,刚愎自用把一众都蒙在鼓里,庄永康如今却说“存在即合理”:

“少说方言”的主张是“偏颇”的吗?即使老一辈的新加坡人也不这样认为。记得方言“解禁”时,我曾订了付费电视的粤语频道让父母欣赏,父亲说有广东话节目看固然不错,但要不是新加坡制订的华语政策抓得那么紧,像他那样的第一代移民,是绝对学不上华语的。

即便是殖民地时代的本地政府,为了要给自治与独立铺路,1956年便已制订了四种官方语文、以华文华语作为华人母语的政策,可谓高瞻远瞩,已经不算是“偏颇”了。

讲华语运动确立了华语在华人之间的地位,何来“偏颇”?从社会层面看,1993年华社最高代表——中华总商会,废除帮派选举制度,确定华文华语地位的章程修改,说明了一切。

最后春花借沈璧浩和卢丽珊的话作总结:

从我的经验看,我真的很难接受方言会阻碍华文华语学习的说法,方言不但没阻碍我,反而给我很大帮助。我心中一直存有这样的疑问:在我们推广讲华语运动时,真的有必要也把方言完全放弃掉吗?我们当初会不会操之过急?基本上,所有的华族方言,都与华文同文同义。如果当初能让方言自然存活下来,在常接触、常应用,便能熟悉的简单道理下,或许方言还能像帮我一样,帮上许多今天在校学习华文华语的学生?/或许,现在是我们回溯事物本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在实施双语教育初期,我们鼓励讲华语,目的是要学生能英语与母语并用。今天的学生,应用英文英语不是问题,问题是不喜欢华文华语。我们发起“少说方言,多说华语”运动的目的,原本是要让方言腾出家庭用语的空间给华语,没想却被英语取代了。长此下去,我们会不会变成一个英语单语的社会?这是不是我们现在打算接受的未来现实?

再回头看我们建国以来执迷的双语政策和推广华语政策,即使丝毫不怀疑其本意和不可动摇的地位,我们是不是也该回过头审视,任何的人为政策在主导前方时所可能导致的失误或偏差,以及人为改变自然语言生态所带来的无法逆转的损失和伤害?为了不妨碍华语的学习,将方言彻底杜绝于大众传播媒体,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化清洗”的悲哀过程。方言也就如此在每家每户随着中老年人的老去、声音逐渐式微而消失;而华语却成为一个功利至上的蹩脚家庭语言替代品、被年轻人唾弃、沦为应付考场的语言。这显然也绝不是双语政策乐见的结果。……制定语言政策很容易,要丢失也是,我们应该时刻接受灵魂的拷问,我们到底达到了什么目标,失去了什么,才对得起立志良善的政策。

可见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华文华语是怎么被他们灭掉了。没法正视问题,就没有办法找出解救之道。



大马华人网站

韦春花 16/0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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