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览:061 周末三题 作者:韦春花
主题:周末三题
作者:韦春花 07:58am 23/08/2021

    《周末三题》  文/ 韦春花


【“与病毒共存”是伪命题?】对冠病病毒是“清零”还是“共存”是个科学问题,不是政治/翻译问题。而李叶明的政治立场很好猜,就是追随中共“清零”的那一套,却要佯装公平、公正,拿“英国政策”说事,“识少少扮代表”,硬要拗成“与病毒共存”的里子就是“清零”。这有什么好处呢?自然是要“有人”看到他绍兴师爷兴风作浪的本色,希望受到青睐,将来请他出山来做spin doctor(政治公关或者政治化妆师)。

李叶明说:“但事实上,中国这两派并不存在太大的路线分歧,只是对‘与病毒共存’的说法理解不同。有人因此指责张文宏是‘投降派’,但这显然是对张文宏的误解。……可见他说的共存,并非英国那种共存。所以事关路线之争的“共存”说,根本不存在。这就是个伪命题。张文宏也在文章中清楚地表述:我们已经赢过冠状病毒一次,未来我们一定会找到长久的制胜之道。”

实际上,张文宏所说的“共存”,正是英国的那一套;英国的政策主要不是防感染,主要是防止感染所导致的对医疗资源的挤兑、重症或者死亡。Delta变异株出现后,感染人数还是居高不下。6月份,英国一度推迟全民解禁的步伐。到7月中旬,达到每天5万人确诊,但最近两周感染出现明显下降,比最高峰时的确诊下降了60%至70%。最关键是住院死亡人数没有同步上升,只是稍微有一些抬头,这个是关键。秋冬季来了以后,气候变冷,室内活动增加,呼吸道疾病本身就增多,可能也会随之有小的感染增加。但已经不叫大流行,是局部、区域性的小流行。

当然,李叶明还秀了一下他的英文:“‘与病毒共存’说,确实有误导性。我不确定张医生是不是受了新加坡的影响。因为之前(6月24日)新加坡三位领导抗疫的部长,在英文报上发表联名文章,提出living normally with Covid-19,在华文报通常被翻译成‘与病毒/冠病共存’。我个人不赞成这个译法。因为在英文里,live with的常用意思是‘忍受’。比如忍受病痛,忍受苦难,都是用这个词。如果把它直译为‘共存’,虽然字面上没错,但在语意上可能有问题。”

实在惨不忍睹,不懂“英国政策”已经很糗了,还好意思教大众英文。

李叶明最后说:“新加坡绝不会像英国那样一夜之间彻底‘自由’。新加坡没有这样的政策,张文宏也没有这样的主张。新加坡准备迈向的‘新常态’,被称为COVID Resilience,具冠病韧性的社会。显然,这个提法比‘与病毒共存’更准确。”——把科学问题当作语文翻译的问题,你说这条文棍有多荒缪!

【双语政策】这个周末,李慧玲和陈迎竹都不约而同谈到母语。《李慧玲:英文学就好,别考!》和《陈迎竹:别让你的轮子滚下坡》都谈到本地华族母语的式微。官委社长李慧玲说:“我从自己比较熟悉的新加坡经验逻辑去想:过去对于华文的学习,本地一些讲英语的家长和专家确实认为,如果让学生减去考试的压力,他们就能好好享受华文学习的乐趣。但受华文教育者有的认为,当年不就是改变考试的制度,把科目都改成英文教授,这才让华校生深切体会英文的重要吗?”——所谓“新加坡经验逻辑”,就是长期灌输的“没有双语(特别是英文为重)教育,我们就会输在起跑线上,不能为洋老板服务,最终一事无成”;这在当年首次被李光耀提出时,几乎算是一种创见。可是几十年下来,应该可以回过头来检验一下实践的结果: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仍是举世无人能及,那又怎样?我们在创新、发明、人文、科学、工业、商业方面有出过什么傲人的成就和成绩吗?除了淡马锡和GIC很有钱之外,对整个人类有什么贡献吗?答案应该是没有。正因为英文优先的政策,我们抹杀了多少的好人才,几乎窒息了各族同胞的母语,制造了别人听不懂的Singlish……

所以说“掌握双语”其实是一种能力,或者天赋,不是人人都有的。最好的说明就是:有些人读书不多,却能通晓多种语言,有些像行动党内阁的高官,虽然天资聪颖也掌握不好双语。实行平均主义的结果,是抑制了多元发展的可能性。像中日韩这些国家,他们不必人人都掌握双语(甚至有时他们都觉得自己的英文很烂),却在方方面面高出新加坡很多很多。高官常说要“跳脱思维框架”,唯独这个“双语架”,他们还不舍得放下。

【意识形态治国】春花的文章里常提到“意识形态治国”,或许有人不明白,这里就举个例子:

中共所要塑造的“共同富裕”社会,不仅有收入上的意义,还要在道德上崇尚朴素的价值观、以劳动为荣,不过于注重分数、爱国等等。中国社交媒体上就有个段子讽刺:“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不上课外辅导班,不打游戏,不追星,在学校写完作业,每天回家做阳刚气质锻炼一小时,每天10点前准时睡觉,主动承担家务,催爸妈赶紧生弟弟妹妹,并承诺帮带。只喜欢异性,不早恋,但是到年龄马上结婚生子。”

是不是熟口熟面?因为咱生活的新加坡,通过党报几乎天天也在这么做。昨日读《四方八面》,本地传媒传奇人物文树森就写下这么一段历史:

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相关部门,曾经对免费入屋电视剧的内容创作有破格的想法,建议每一集的剧情能够善恶黑白分明,即时定下正邪后果,让观众立刻留下清晰正确的价值观,不需等到故事结局时才伸张公义,警恶惩奸。当时创作人员都不认同,认为此举会削弱剧情,现在回顾过去,这样的建议虽然在自由创作概念上产生窒碍,但是长远来说,对心智未成熟的观众,其实有着良性的效应。

官媒能够洗脑,现在信了吧!



大马华人网站

韦春花 23/0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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