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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览:168 时报选读:南方朔—政客从死人骨髓里敲打出选票 作者:段延庆
主题:时报选读:南方朔—政客从死人骨髓里敲打出选票
作者:段延庆 2:25pm 05/03/2007

政客从死人骨髓里敲打出选票

南方朔

    我们常说“眼见为凭”和“记得为真”,但我们可能疏忽了,在有关记忆的国度,一直存在着一种以“正义”为名,以“唤起失去的记忆”为手段,实质上则是要制造出“被鼓励出走的假记忆”(Encouraged false memory)这种对记忆的操弄之“记忆政治学”。

    这个有关记忆问题的讨论,乃是一九九三年下半年美国学术界最重要的课题。而这个问题会出现,其实有着许多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因为,美国一九八○年代,乃是儿童遭到性虐待问题被炒做得闹滚滚的时代,许多幼稚园和中小学的家长都出面指控其子女遭到性虐待。其中最著名的乃是加州曼哈坦海滩区一所考克马汀幼稚园,一群家长集体提出诉讼,指控校长老师性虐待。这些家长的证据是,他们的子女在遭到性虐待后已不复记得,幸好有“记忆恢复专家”(Recovery specialists)主持正义,终于让儿童恢复了记忆,这起诉讼官司打了七年之久。它起初一付正义懔然的模样,但打到后来却简直成了法庭大闹剧。因为经过法庭持续的传唤与作证,终于发现所谓的“被唤起的记忆”,其实都只不过是“记忆恢复专家”透过暗示、鼓励、强压,而造成的“被鼓励出来的假记忆”。由于此案太过荒诞喧闹及卑鄙龌龊,主审法官遂在教训原告之后,将此案撤销。但该幼稚园的校长老师经过七年被人喊打喊杀的凌辱,不但早已破产,甚至精神名誉所受的伤害,都再也无法恢复。而与他们处境相同的受害者,在那个时代可真不少。这使得九三和九四年间,有关记忆真假和记忆如何被操弄的学术著作,开始大量出现。

    因此,由美国的上述学术公案,我们已知道记忆是可被操弄的,而且很容易被操弄。而以恢复记忆为名的专家,他们所谓的记忆之正义,则只不过是在编造有利于己,但却罗织和迫害他人的假记忆,由美国的这段故事,就必须提到在政治上,最早对这个问题做出警告的十九世纪英国主要思想家哈兹立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了。

    哈兹立特出生于民主初兴,英国各教派和各地域互揭疮疤,都在把历史当做政治筹码,事实上则是恨的政治学大行其道的时刻,于是他在影响十九世纪英国政治文化极重要的《直言集》里,写下〈恨的乐趣〉这一章。其中曰:

    ─“仇恨之可以让人快乐,乃是它有如含毒矿物质,会腐蚀掉宗教心,并将之转化成一种怨恨的仇外及偏执;把爱国变成对别人家园放火,散布瘟疫和饥馑的藉口;把美德变成掺砂子挖墙角;以一种褊狭、嫉恨,有如宗教陪审团委员的眼光盯着别人。”

    ─“他们操弄历史,…把我们带回到血仇相杀,强烈的妒恨与反感,以及野蛮过去的那种大蹂躏、大破坏、错误及复仇之中,从而让政治和宗教的偏见与致命的敌对性有了基础…,让我们丢开了文明的规范和心性的脆弱面纱。”

    ─“人的本能由恨造成,如果不拿什么来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就会失去源泉;生命如果没有仇怨和无法驾驭的激情,仿佛就变成了一滩死水。我们自己幸福的光芒,必须把周遭全都尽可能涂黑;否则即无法突显。…这不正是人性弱点或邪恶吗?而在这里面,其实有着一种秘密的相近关系,人的心里,对邪恶有着一种渴望,它以一种对灾难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因为这才是永远不会失败得遂所愿的来源啊。纯粹向善,会让人疲倦而想要变化,痛苦的滋味虽苦而甜,永远不会吃得太饱。爱的耽溺沉迷会造成冷漠倦怠,而只有恨会永恒不朽。”

    政治上,以正义之名,政客当起“记忆恢复专家”,要在历史的缝隙里恢复人们的记忆,其实却是在加工生产着假记忆,这种事情在人类政治史上早已屡见不鲜,当任何政治体系存在着族群问题,它就提供了这种政治上的“记忆恢复专家”最好的表演舞台。最近过世的耶鲁大学史学教授彼得.盖伊(Peter Gay)在反省欧洲十九世纪政治意识形态时,就在《恨的培养》一书里指出,利用历史当政治工具,以一种一半拉抬自己,一半提供发泄,同时也是制造敌对,但却经过精打细算的“恨的政治学”遂告兴起。他认为这是一种“色情式的民主”(Erotic Democracy),因为这种在历史里找仇恨用以煽动的民主极为廉价而有效,并且很容易让群众的侵略本能获得鼓励,而藉着准色情式的煽动言辞,而让煽动家和徒众之间建立少有的感情亲密连结,在仇恨中团结,其实也是民粹主义的最高境界!恨的政治学之所以天下无敌,乃是它透过清算式的修辞,制造出了不容许出声的氛围。它透过占领过去的历史,而要占领未来。

    而令人悲伤的,乃是近年来的台湾政治,并不按照普世早已有一致标准的民主准则来办事,翻来覆去,明言或不明言的,不断玩着符号游戏的,都是这种记忆和历史的恨的政治学。每到选举,这种伎俩必定登场一次,如果我们不健忘,当记得上次选举的中正机场改名之事吧。由于未来的选举更为严峻,于是当今这一波记忆和历史的权力游戏就更加变本加厉,并换上了似是而非的其他口号来包装。当政治人物已无法用政绩和对人民福祉的承诺来求取支持,记忆和历史遂成了选票的唯一来源,当搞政治的要从死人骨髓里敲打出选票,这样的民主岂不很悲哀吗?

    其实,在急独的意识形态里一向认为,不管能力和政绩,也无需道德和操守,只要永远不断围绕着记忆、历史和族群问题做文章,凸显永远的仇恨与对立,自然而然就会有一天让台湾政党结构依族群大小而画分,意思就是说台湾将出现一个万年执政的台湾人党,另一个永远在野的外省党,这点乃是急独最后的前提与手段。目前的台湾,愈来愈多人都可以琅琅上口宣称自己是二二八受害者,愈来愈多人都可以不假思索即讲出一堆白色恐怖的亲身经验,这都是置入性记忆和置入性历史的成效。最彻底的权力,乃是可以在有了权力后改变历史和记忆,这点在台湾早已毋庸置疑。近代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导演布努塔(Luis Bunuel,1900-1983)曾说过:“记忆也许是全能的,不可少的,然而它同时也是非常的虚弱易碎,而造成它如此脆弱的,除了它长久的敌人─遗忘之外,还有就是错误的记忆。”或许他的这段话还应该再加上“被鼓励出来的假记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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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延庆 05/0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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