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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览:131 早报网选读:洪玉坤—又说青天白日旗 作者:李客星
主题:早报网选读:洪玉坤—又说青天白日旗
作者:李客星 10:15pm 18/06/2006

回应: 早报选读:洪玉坤—议定党旗之说值得怀疑 作者: 李客星 07:56am 17/06/2006

又说青天白日旗

[8674]  (2006-06-17)

  张从兴先生说:“1909年那个晚上的晚晴园会议主要任务是把第四样式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确定为中华民国国旗,确定青天白日旗为同盟会会旗(即后来的中国国民党党旗)只是副产品而已。”他认是‘比较符合历史真相的’的一个假想,我认为也不太正确。

  第一、张先生文章提及‘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定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则在1913年被定为海军旗。国民党于同年8月成立于北京,还没来得及确定党旗、党徽,就被袁世凯下令解散。’——从这个历史事实看来,1909年5月某个晚上的那个‘秘密会议’到底有何实质的意义?

  第二、连战跟张从兴都没有清楚说明张志贤部长的曾祖伯母绣出党旗/国旗是什么时候的事?即‘同盟会南洋分会副会长张永福夫人陈淑字(一说淑宗)。孙中山提出青白红三色旗的草图和构想后,陈淑字就缝制了四种草案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什么就自动把这件事跟‘1909年5月的某个晚上’对号入座呢?

  第三、张先生说:“1907年同盟会因光复会退出而分裂,孙中山离开日本,以新加坡的同盟会南洋总支部作为革命中心(换言之,新加坡同盟会总支部已是实际上的同盟会总部)。”是个太一厢情愿的想法,下面我会详细解释;但是如果在晚晴园开的‘党旗/ 国旗秘密会议’是有足够分量的话?则手头上握有张永福的《南洋与创立民国》的韩山元先生,就应该根据书中的内容,举证当时出席会议的成员,都是各地同盟会的领导人(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和洪门致公堂),否则的话,1909年5月某个晚上的晚晴园‘秘密会议’,就可能变成可以携眷出席的本地水果品尝大会了。

  我的怀疑,来自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因为从1908年到1911年黄花岗起义之前,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生涯中的一个大低潮,并且逐渐受到新加坡同盟会成员的怀疑,连他自己都觉得混不下去了,所以他先把同盟会的支部迁到槟城,后来又受到马来亚英殖民地政府的驱赶,于是他渐渐疏远南洋,专心转向美洲发展了——所以说‘新加坡同盟会总支部已是实际上的同盟会总部’是绝无此事的。

  1907年杪,孙中山发动粤、桂、滇三省反清起义,把指挥部设在越南河内的甘必达街61 号。该年12月8日镇南关之役失败后,起义军退入越南境内燕子山。这个消息两天后被河内的法国银行知道后,原先孙中山先生与法国银行安排商贷的1000万元就泡汤了,所以镇南关的失败对孙中山来讲是双重打击。

  到了1908年1月5日,孙中山和他的起义军被越南当局驱逐出境,清廷当时对各地政府施压,警告各国不可以收留孙中山,只有新加坡的殖民者不听,于是孙中山就把起义军残部带到新加坡来。根据《尢列事略》:“而退入越境者六百余人。越南当局,旋遣送至新加坡,孙先生乃命陈楚楠、林受之、沈联芳等设法收容,且在蔡厝港筹办中兴石山,及介绍于各埠矿山农场以安置之。”这件事使晚晴园这批富商们第一次尝到苦头;“然败兵多出身游勇,颇不受约束,有声言给养不良而聚众滋事者,有闹事殴人而招警吏干涉者,亦有劫掠行旅而妨害治安者。”

  就在这纷纷扰扰的时刻,有个北方来的客人又来搅局;1908年9月,陶成章改名唐继高,拿着章太炎《民报》的股票几百张,到新加坡来向孙中山要2000块钱。孙中山没有钱,于是把自己的手表、衣物交给陶成章典当变卖。可是过了不久,陶成章又大开金口要 5万,孙中山不给,于是陶成章就联合川、粤、湘、鄂、苏、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孙文罪状》,主要是意指孙中山贪渎。这件事拖了一两年,最后导致章太炎和陶成章的光复会退出同盟会,时间是1910年2月;而不是张从兴说的‘1907年同盟会因光复会退出而分裂’,恐怕他的资料有误。

  新加坡同盟会的成员在这起事件中的立场是怎样的?任贵祥在《孙中山与华侨》这本书中,对孙中山在1910年夏,把同盟会南洋支部迁往槟榔屿有详细的剖析:

  “同盟会成立不久,由于经费的使用及个人思想差异等原因,章太炎、陶成章等同盟会负责人与孙中山产生矛盾,并大肆攻击孙中山,在新马各地尤其是新加坡华侨中进行反孙宣传等活动。新加坡作为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所在地及其负责人的张(永福)、陈(楚楠)等,对陶成章等人的分裂活动表示沉默,未加反对,使孙中山感到失望。为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孙中山采取了这一措施;再者同盟会槟城支部建立后,涌现出了像吴世容、陈新政等坚定的华侨革命党领导人,革命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后来居上;另外,槟城与新加坡同样为英国殖民地,也同样具备较好的通讯、地理条件。这些大概是孙中山将同盟会南洋支部由新加坡迁往槟榔屿的原因。”

  1909年的5月,孙中山从新加坡搭船赴欧,从此就不再回到这块土地;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形容当时的心情:“近接美洲来信,谓有人托同盟会之名致书各埠。大加诋毁于弟,不留余地,该处人心颇为所惑。此事于联络华侨一方面,大有阻碍矣。……故从外人视之,吾党已成内乱之势。人心如此,真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可为浩叹!”(1909年 10月22日致布鲁塞尔同盟会王子匡)——在如此凄风苦雨之下,试问他有何兴致大谈国旗或党旗?

  最后,让我再绕回韩山元先生所提的陈嘉庚有关《国旗》的一文。陈嘉庚先生写《国旗》的目的,主要是支持民国政府用五色旗,而反对青天白日旗,原文如下:“余深知青天白日党旗,系光复前孙总理在新加坡晚晴园议定,此系一部分人党徽,与国际无何关系。”陈嘉庚为何讨厌青天白日旗?—有待研究,但他把青天白日旗说得一文不值确是事实:“试看该青天白日旗无一可取,言主义则泛而无据,言美观则非日非星,至若宏伟则炎光不展,气象短缩。自光复后,余对政府最不满者,首两件事:一为长袍马褂仍旧保存、一为青天白日旗换作国旗。”

  (本文所引史料,主要取材于任贵祥《孙中山与华侨》、温雄飞《孙中山在檀香山》、陈庭一《世纪伟人—孙中山》、梅乔林《黄花之役国民行踪》、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及冼江《尢列事略》)

  洪玉坤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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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客星 18/0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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