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客星 3:14pm 16/05/2006
回应: 早报选读：颜金勇—任何改变应以人民利益为基础 作者: 李客星 3:13pm 16/05/2006
完美的民主
有人把颜金勇对王昌伟的答复（上一次好像是对李邪），当做是执政党的‘新思维’；即愿意放下身段，坐下来和一些人交换意见。当然，无可否认的：改变总是好过没变。但是，我期望的是‘根本上’的过渡，而不是‘手法上’的改变；对谈而没有交集，是全然无意义的。因为在颂唱‘双文化’、全球化的高调的同时，竟然把人类文化中许多智慧结晶分成你的、我的、国情不同——“抱着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心理，盲目的仿效他国的制度，为了改变而改变，是不明智的。”——根本就是很不智的举措。
此外人家谈的是普世共同的基准，你谈的是一家的经验之言，在格局上就有大小之分。要继续谈下去，至少抗辩者应该去读一些书，不需要人家从最基本的公义的实现、正义的执行、民主的铺排去开导你，那就阿弥陀佛了！
段义孚在《逃避主义》提出‘文化是想像的产物’，所以‘想像’和‘真实’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就关键这个‘产物’的素质和成败。而对‘真实’的定义又往往因人而异，段义孚的4种‘真实’中，有一种是这样的：
‘真实’应该意味着叙述清晰的事件、清楚的图像、精确限定的建筑空间、神圣的宗教仪式。所有这些都能使自我价值得到提升——活力四射的感觉充溢身心。
这是一种咖啡因过多的‘真实’，反成了一种‘逃避’。它把许多不必然的事物通过‘解说和仪式’联系起来，‘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泡沫’，硬拗它们是‘有机’的存在；恰好反证‘文化是想像的产物’这一议题。
段义孚说它可能让我们误入幻想的歧途，它诱使我们先描绘蓝图，然后常常就是实施罪恶，制造出地狱般的世界；想像所产生的结果是好坏参半的（按：指有没有‘误入歧途’这个层面）。
他是有所本的，因为荷尔德林就曾说过：“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宏愿。”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在这一追求‘完美’的过程中，真正的、原始的、实在的，反而遭到人为技术的遮盖，‘实在’遭到‘完美’的谋杀，而这就构成了‘完美’的罪行。
段义孚说文化的优雅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泡沫，这层泡沫掩盖了严酷的经济和政治现实，而正是严酷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支撑着这层泡沫，并使得这层泡沫有可能在人类生活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我现在就要在颜金勇的文章里挑泡沫：
- 国家繁荣安定的最好保证，是不断的引进能干、正直，又愿意献身的领袖，再加上一个有效和开放的制度。在发生任何危机或错误，我们必须能及早发现，处理和纠正。
- 我们的司法制度大公无私，是新加坡人和国际所公认的。
- 在新加坡，防范政府官员贪赃枉法最有效的，是确保贪污调查局能够独立办事，并会毫不犹豫对任何官员展开调查。只要得到民选总统的许可，连总理也无法制止调查局的工作。
- 我们的选举制度刻意地把参政的门槛维持在最低水平，特别是在竞选的费用方面。我虽是单选区的议员，却不认为集选区的制度会带来“由上而下”的问题，因为人民完全拥有选择的自由。
- 其实，集选区的制度无形中提高了人民对团队素质的要求。反对党知道，如果他们要得胜，就得提高候选人的素质。候选人有高的素质，对新加坡政治的长远发展肯定有利。
- 相反的，如果人民一边希望行动党执政，另一边却投选反对党，那就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
段义孚批判说：与外在的现实世界脱离过久的幻想就有可能使人坠入自欺欺人的苦境，你就会产生一种阴险的企求：而当你把这种苦境透过赤裸裸的权力或者花言巧语转嫁给他人时，则是罪大恶极了。又说：一个世界，不管它多么有魅力，只要缺少了道德筹码（按：注意！不是睹馆筹码），它就是轻浮的。
鲍德里亚认为：‘完美’的罪行，在于创造一个无缺陷的世界并不留痕迹地离开。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没有成功，我们仍然到处留下痕迹——病毒、笔误、病菌和灾难。
就像影片《Matrix》里‘完美’的世界是个同质化的世界，它缺乏自主性和自为性，个体无法自我隔绝于这个共同尺度，而是将自己异化成自身以外的某种存在。而敢于质疑的人，就要吞下红色的小药丸，然后只身上路。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另类性、不可通约性，就是处于整个生产逻辑链条之外、处于盘算的有限经济学之外。他们不被谋划的功利思想所宰制，而是被情感、被无意识、被盲目的自主力量所支配，他们享有身份的主权。
萨依德也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有意识选择吞下红色药丸，他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和搅局者（outsider,"amateur",and 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
要是你认为这里头有某种凄美的成分，则你的想像和泡沫就未免太多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