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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览:270 早报选读:陈冰—以有限民主疏通和谐经络 作者:李客星
主题:早报选读:陈冰—以有限民主疏通和谐经络
作者:李客星 09:09am 16/03/2006

以有限民主疏通和谐经络

● 陈冰(伦敦)

  自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德先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一会儿唱主角,一会儿演配角,一会儿被踢下台。数十年的跌宕起伏中,“德先生”因不断摔打而功夫日强。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都心甘情愿聚集在民主旗帜下。观察中国社会,民主似乎仍是一个忌讳的字眼。体现民主水准的传媒界将其列为敏感词审查,开启民智为功能的理论界长篇大论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没有人反对民主,也没有人抬举民主,“犹抱琵琶半遮面”似乎仍是人们对民主的基本态度。

  胡温新政把“民主与法治”作为建构和谐社会的第一标准后,民主的弦音又开始弹奏起来了。从加强党内民主,到继续推进乡村直选,再到强调依法行政,都表明中国稳健探求民主的脚步已悄然迈出。最近让冰点人续办《冰点周刊》,《物权法》搁置后在学人呼吁下重新提到立法议程,北京大学损害文化遗产的建设计划搁浅、中国推行死刑公开审理制度四件事,都是民主发挥正效应的卓然表现。

民主没有中西之分

  

  民主没有中西之分,却有限度之差。民主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像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实行全面民主显得过于激进,但以有限度的民主来打通社会和谐经络、预防决策失误、加大反腐力度、聚合国民共识、提升国际声誉,是很有可能而且必要的。

  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和社会运行机制,其实没有中西之分。民主思想承认个人认知世界的有限性,不可能看到大象的全身,充其量是一条腿、一只耳朵或一个尾巴。但通过平等的辩论和交流,大象的全身会隐约出现。现代民主强调政策和法律须建立在辩论基础上,政府官员和普通公民能够彼此辩论、相互倾听和交换意见。因此,言论自由是民主的第一层次。

  民主制度注重抑制人性中“行恶的自由”(激励人行善是道德的责任,通过宗教、教育和艺术等途径实现)。人人都有无限争权夺利、“我即上帝”的弱点,必须通过法律来限制人行恶(如谋杀、盗窃、民粹革命等)的自由,避免暴力盛行和社会动荡。可以说,保证安全感是民主的第二层次。

  民主社会认可多元价值产生的“人以群分”,并且尊重不同群体的利益追求,即多权并存。但同时讲求多元利益制衡,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官员行为的监督尤为重要,尽可能保证政府决策和司法判决能够符合多数公民的意愿而非少数权贵的利益。民主发达的国家,能使马克思的社会公正和亚当·斯密的经济繁荣握手。不难看出,权力制衡是民主的第三层次。

  能够在多元利益格局下实现社会正义的途径是政治决策和司法判决公开透明,执政者和执法者凡事都向大众交待,既证明自己在为公益服务,也接受监督。民意的回馈,又给政府和各利益团体矫正或创新其政策和行为提供资源。“阳光政治”,便成民主的第四层次。

以有限民主催生和谐氛围

  公民通过投票授权给政治家管理国家、组建政府是民主的第五层次。公民之所以授权,是因为他们无法管理国家,对诸多事物的见解是模糊的,处理问题的策略不够明智,需要政治家来发挥专长。他们对政治家又不完全相信,过四五年后需要再选。

  世界各国因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民主进程也不相同。这实际上说明民主有限度之差,有的国家在五个层次上均有作为,有的可能只攀登到第三、第四个台阶。

  即便在民主较发达的欧美国家,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英国的媒体能量过大,常把首相吸引到抢占头版头条的行列而误正事要务;法国公民的革命色彩过浓,对政府和业主不满时就把拖拉机开上大道,阻塞交通。但总体而言,民主力度大的国家,社会和谐的程度都比较高。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民主发展卓有成效,自由的空气从学术界传到经济界,进而撩拨政界。但1989年激进的民主风潮过后,中国经济在日趋强大,民主推进却显犹豫。除了农村“海选”这一创新外,似乎少有耀眼的出击。

  尤令人遗憾的是政务公开化刚开门又被上了锁,致使不少官员在暗箱操作中寻租受贿,公民的参政渠道受阻。目前的贫富分化加剧、腐败现象严重、执法变形走样、官民关系紧张等不和谐现象,从某种角度看均与“民主歇息”有直接关系。

  眼下中国的执政党对“颜色革命”保持警觉是十分明智的,但不应成为延缓民主改革的理由。道理很简单,美国发动“颜色革命”的目标是政权更替,扶持亲美力量,而不是为了推行民主。

  诚然,民主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中国在目前尚不具备选举省市级以上政府的土壤,那就将民主的第五个层次先排除在外,推行有限民主。以有限度的民主来开启民智、减少腐败、通达官心民意、催生和谐氛围,是必要且紧迫的。

  如果说有限民主既排除了部分人对“西方式选举民主”的担忧,又可放眼借鉴全球民主经验,那么,中国可从那些方面着手深化民主呢?

主动探寻深化民主的路径

  首先,实行开放而宽容的媒体政策,让媒体成为培养国民理清是非荣辱的辩论平台和促进各利益团体情理互达的谈心场地,并且分担政府监督腐败的成本。

  欧洲人的文明程度和国民素养之高,是全球公认的,其原因之一是媒体扮演着传播理性的重要角色。无论是遭遇战争、海啸这样的国际大事,还是恰逢中小学招生改革、警察误判开枪打错人这样的国内事件,媒体除了详尽报道事实外,还邀请首相、内阁高官、议员、专家、律师、作家等进行辩论,从不同角度理解和看待同一事件。

  “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但需要说服人们接受,况且治国理财之见不可能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无可挑剔。走上辩论台的各界人士常你攻我击,甚至忍受无情嘲弄,芸芸众生却在谈笑声中知情明理,利益关联者在唇枪舌剑中彼此理解。能够理解,就能互达,也便实现和谐。

  开放的媒体还替政府分担监督成本。在欧美国家,官员、球员、财阀、名星等公众人物的不良行为,多是媒体所挖掘的。捅出丑闻,媒体增加了收视率和发行量,也替政府支付了监督费用。

  很多政府难以顾及的事件,比如权钱交易,媒体已有扎实的调查,用不着政府和议会花纳税人的钱去追查,涉事者会在舆论压力下作出体面的选择。

  中国的媒体有能力发挥和西方同业一样的积极作用,关键是政府应有魄力放宽对媒体的限制。如果媒体能相互监督和批评,如果停刊、经济制裁记者等手段从媒体运行中消失,中国的民主就大大跨前一步,中国大陆就能产生类似《纽约时报》、《金融时报》、《泰晤士报》这样放眼全球、体现主流、影响世界的大报。

  其次,承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政务公开化尝试,推行阳光政治。媒体的开放是阳光政治的体现,而政府决策公开、执行过程公开、实施结果公开更是取信于民、执政为民的主动出击。

  决策的公开能尽可能照顾多数人的利益,避免浪费和一意孤行;执行过程的公开能最大限度地制约腐败,保证纳税人的钱不被挥霍;实施结果包括失败项目的公开,能够建立经验或教训的档案,供人们借鉴参考。凡事给老百姓有个明确的交待,用事实而非断言,政府声誉自然会上升,社会各界就能和睦。

  阳光政治并不是可望不可及。举几个小小的例子,布莱尔政府在第二任期内,英国房价飞涨,于是决定增加建房数量来平抑房价,让护士、中小学教师能买得起房。扩建政策落实到地方政府,变成了在哪些区域建房、建多少房、能增加多少就业机会、候选建筑商有哪些。地方政府的决策会议,所有居民有权参加只要你感兴趣,有的地方政府干脆把会场搬到礼堂。初步方案形成后,政府将简报邮寄给各家各户,把规划蓝图摆放在超级市场征求意见,附有联系方式。

  如果民众对某些选址不满,比如会损害自然景观、导致已建房屋的价格下挫,政府要重新规划。基建过程及最终结果,都会向居民汇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每年收了多少税,做了哪些事,开支情况如何,都会向老百姓交待得清清楚楚。

  再次,以更积极的方式扩大民间的参政渠道,比如允许让以专业分类为主要背景的民间组织和半政府组织发育成长,在承担部分政府权力的同时,参与决策和监督,既能分解集权弊端,也以较圆融的方式形成权力制衡。

  另外,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任期内应专事政治,以征询民意、参与决策、调查监督为主业,工资由国家而非原单位发放,一旦入选就应脱离过去所从事的专业,公开联系方式,从而成为沟通民间和政府的桥梁。

  推进有限民主的路径还有许多,不再详述。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应有充分的自信和理性去探索,去开拓。随着民主的深化,中国人会发现民主针对的是具体的事和人,把事办好,让人成君子,而不是一个政权,一种制度。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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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客星 16/0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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