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客星 11:53pm 24/12/2005
回应: 蒂凡那：《序·捕捉一个鞑靼人》（三） 作者: 李客星 4:18pm 17/12/2005
后来因机缘巧合，我对新加坡监狱和拘留营知道的还不少。1959年5月李光耀成立行动党政府之后，我劝说他成立一个监狱调查委员会，因为我虽身为政治犯，却对英殖民者对付刑事犯的做法颇多微辞。比如说，当遇到英国监狱官时，这些刑事犯必须跪下来，并且要把头垂下，现在想起来，仍是一肚子怒火。
当时我被任命为监狱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成员包括两名来自马来亚大学（按：星大前身）的英国学者——已故珍·罗伯逊博士和T.H.艾略特教授。我的委员会建议：在不影响管理囚犯和监狱行政的情况下，尽量人性化囚犯的环境。国际红十字会允许接触囚犯、拘留者
和进出我们的监狱。你可知道，红十字会不是到处通行无阻的，而且我敢说当年的监狱系统是世界一流的。
这解释为什么我读到本地所谓‘共产党团结联盟’对新加坡监狱有关虐待、拷问和非人待遇的有关指责，被忠实地连载在荷兰劳工党报纸时，一笑置之。
今天不同了，我想我对1976年的伦敦演说，要自食其言了。一个深刻的自省，应该对灵魂是有裨益的。我自个人的经验，可以证实自己在英殖民地拘留营里没有受到虐待，不过70年代政治犯的遭遇就说不准了。我和许多新加坡人一样，轻易地就相信那个在权力高位的一面之词。
个人的痛苦经验是最好的老师。今天我才知道，我的信任和信赖是放错了位置。我想如果每个被投入狱的人都像萧添寿一样，把自己的遭遇写出来，相信是罄竹难书。萧添寿曾代表一些拘留者充当辩护律师，从别人的口述，知道更多更严酷的拷问。我也更能明了在红十字会代表探访监狱时，囚犯多不敢说出他们的真实感受。
萧添寿记述在隔音审问房里，如何赤着脚站在冷气口底下，顶着刺骨的寒气，四周漆黑，却面向强力聚光灯，在粗言唾骂、厉声呼喝的淫威下受辱，使我目瞪口呆。
剥夺睡眠，是新加坡审问者使拘留者失去一切方位感的卑鄙手段，由此他们得到所谓的‘自白书’，然后发给国家控制的媒体成为‘政府公告’大肆宣传。我不能想像任何文明国家可以如此无耻地虐待囚犯，把所得来的口供当成福音传遍全国。
我在第121页读到的段落，使我特别难受：
“当我走进审问室的大门时，一股寒冰般的冷气包围了我的身躯……
我已失去时间感。我在聚光灯下不知站了多久。我觉得需要上厕所，因此提出要求，两个辜加兵出现，把我带去。由于站在同一点太久，我的双脚已经不听使唤。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我还真的动不了。两名辜加兵掺着我，我几乎是被拖出审问室的。经过一道昏暗的走道，上了两截楼梯才上到C座的地面层。还要走过一条走廊，去到D座一间空置牢房里，才有一间厕所，突然接触到刺目的白昼光，我还有些接受不来。
便意不那么急，我乘机问了一名辜加兵时间……听后吓了一跳，原来已经是上午11时半，既是说我站在审问室面对无止境的问题，已经度过漫漫的16小时。现在想来，站在同一点，几乎静止不动这么长的时间，真是匪夷所思。说来惭愧，当年人家告诉我说：被剥夺睡眠、被迫站了足足72小时，我一点都不相信。我以为，这些人太夸张了，今天合该我遭遇同样的经验……
我也注意到，双臂上翘起晒伤的干皮，起初我还不明就里，后来才知道被强力聚光灯晒伤的，连我的双眼都晒干了。寒疹在我的衣下都长出来了。我不像一些人怕晒伤，我敏感寒疹，所以冬天时，我特别怕去寒带国家。现在的情形，我的身体就像一支温度计，忠实地反映出审问室的温度。我的审问者则穿着御寒的暖衣物，并且在觉得受不了时，就走出室外取暖。”
在英国人手下被投入狱，我和我的同伴根本拒绝审问。我们告诉监狱头，只有是自由人身份时，我们才肯说话，之后他们也不理我们。我们没有隔音室、暴力审问、长时间剥夺睡眠、没有冷气猛吹、没有赤脚站在‘冰一样’的地上、没有聚光灯、没有威胁和羞辱、没有完全单独监禁的经验；实际上萧先生在所谓自由、独立、和文明新加坡社会所遭遇的一切，我们都一无所知。
在经过21天单独监禁的法定期限过后，我和同伴就被关在一起，无论是樟宜，或空气清新的棋樟山。我们的律师，李光耀，可以自由地、无需特别部门的监视下来探望我们，和我们商讨如何推翻殖民地政府。我们这些政治犯可以自由的阅读和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我们甚至把拘留营戏称为棋樟山大学和樟宜大学。
李先生当然记得这些。他比英国人对待政治犯——如我和我的革命同志——更无理性、更残忍，实在称不上自由人权的进步。当年，我们公开宣示要用暴力推翻英殖民地政权，可是萧添寿和他的同路人并没有违宪推翻现政府的意图，即使他们打算这么做，李和他的政府也比‘不诚实的英殖民者’（当年我们喜欢这样称呼他们）在人权问题上犯下严重罪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