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标题 第70页
浏览:363 网文选读:公共舆论时代的问责革命 作者:费言
主题:网文选读:公共舆论时代的问责革命
作者:费言 8:44pm 28/12/2005

原发表日期:2005年12月16日
原发表处:《南风窗》杂志
作者:杨鹏     【编辑录入:李豫】  
网页:http://www.nfcmag.com/nfc/2005/11/ReadNews.asp?NewsID=297


信息平等力量横扫大地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近代西方的社会变革,是从“公共舆论”的出现而展开的。17世纪后期,“公共舆论”在英国出现;18世纪中叶,“公共舆论”在法国出现;18世纪末19世纪初,“公共舆论”在德国出现。“公共舆论”一出现,社会问责浪潮就扑面而来。西方各国的封建王权,无论它们的统治者是聪明还是愚蠢,残暴还是软弱,无一能经受住“公共舆论”社会问责浪潮的冲击。妥协的封建王权,演化成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制;不妥协的封建王权,毁灭于大革命的烈火中。近年来,这个曾在人类历史上演出过许多历史转型序曲的“公共舆论”,开始悄然出现在中国,并迅速激荡起公众问责的浪潮。

近两年,一批官员引咎辞职。人人都明白,这些失职官员被解职的事件背后,都有强大的公共舆论问责压力。在百度上输入“问责”两字,现在可以找到相关网页近百万篇,这不算一个小数字。“公共舆论”时代到来,公众问责革命就开始了,这是历史的经验。写文章提意见的人愈来愈多,而所有的作者,无论他们持什么不同的观点,他们都是汇入“公共舆论”历史长河的水滴。人类社会持续了几百年的“公共舆论”浪潮,开始从愈来愈多的传媒缺口喷涌出来,逐渐汇成了转变社会的问责洪流。

“公共舆论”的核心,是舆论来源的非官方化。无论东西方,在传统的封建王权社会中,都没有今天所谓的“公共舆论”,有的不过是官府对民情的调查和对百姓的教化。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与金字塔型的信息流动结构唇齿相依。朝廷从来将信息控制视为维护统治权的重要环节。在相信天人合一的古代中国,私人不准观测和发布天文星象信息,违者处死。信息的官方垄断与控制,造成了官民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社会结构。这种本来是由特权之手建构出来的社会结构,被提升成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普遍永恒的客观法则。官员为保持自己的“上智”地位,本能地追求垄断和控制信息。而在“公共舆论”时代到来的今天,这种官场本能的表现所能产生的唯一效果,不过是向社会不断展示着一些失职官员的自私与恶意。

近代西方,印刷术和教育的普及释放了“公共舆论”的力量。今天中国,网络的迅猛发展给非官方声音的传播创造了巨大空间,官方媒体吃市场饭的趋向也迫使它们不得不面对向公众传播,舆论的主人悄然由官场向公众转变。“公共舆论”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信息的官方垄断与控制,社会的信息流动从金字塔结构向网络结构转化,信息平等的力量开始冲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面对着信息全然对称并有自由传播手段的民众,面对着“谁都不傻,别蒙人!”的大众心理,传统那种靠信息控制和蒙人来治理社会的做法开始失效了。

天权自我民权

任何制度下都有问责制。官员问责制,古已有之。而公众问责制,则是“公共舆论”时代的产物。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打天下坐天下,抢到皇位的君主,由上到下授予官员权力,形成层层人生依附关系。君王是主子,官员是奴才。君王的任务是保卫自家江山社稷,奴才的任务是帮君王保江山社稷。问责的主体是君王,问责的对象是官员,问责方向由上到下。聪明的君王问责动力大一些,手段厉害一些。愚蠢的君王问责动力小一些,手段愚笨一些。中国二十四史的资治经验告诉人们,习惯于问责的朝廷死得晚一些,习惯于不问责的朝廷死得早一些。今天传媒许多讨论问责制的文章,走的还是几千年以来的路,重复着中国诸子百家一厢情愿的劝诫:要想长治久安,就得拿出点明君贤相的问责决心和办法。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不少学者批评,今天中国开始推进的所谓问责制,还是由上到下的问责制,是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问责制,不是公众对政府的问责制,因此还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制”。

其实,权力由谁授与,就应由谁来问责。在权力授予的主体和程序没有转变的情况下,强调所谓的问责制,当然只可能是上级对下级的问责制,甚至其内涵,更多不过是强调上级的权威而已。中国诸子百家中,最重视问责制的,莫过于法家。商鞅说:“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上制者,罪死不赦。”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也就是说,法律面前,亲疏贵贱一律平等,依法问责。但是,由于权力是君王授予的,问责是君王启动的,所以法家还是把君王摘出来,放在问责制的上面,成了君王以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王有对下的问责之法,但社会却没有问责君王之法。有正常的君王问责制,却没有正常的公众问责制。今天,当我们从传媒上看到高官赶赴出事现场,严厉责问下级官员,并因此博得传媒的感动时,我们能看到的是自古以来的君王问责制习惯。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某种超越君王的问责制,这就是“上天问责制”。当改朝换代的时候到来,替换旧君王的新王,将自己的问责造反行为,归之于天命。距今3700年前,造反起兵取代夏朝的商汤说:“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家有罪,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去征讨。老天是权力的终极授予者,君王是官员权力的授予者,官员对君王负责,君王对上帝负责。商汤革命开创了一个历史潜流:如果听到了老天的召唤,就有权向君王问责。

3100年前,周武王在造商朝反时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说,民众的眼睛就是老天的眼睛,民众的耳朵就是老天的耳朵。大众传媒技术和组织的膨胀,忽然使周武王这句话有了真实的技术和组织基础。“公共舆论”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上天将权力交给了公众,标志着民权革命时代的到来。民权革命的根本指向,就是将由上到下的权力授予制转变为由下到上的权力授予制,就是将问责的终极主体由君王转到公众,就是将君王问责制转变成民主问责制。“公共舆论”时代摧毁了信息的垄断与控制,“民视”、“民听”天天展现在大众面前。天命不再是神秘的东西,我们天天都能通过传媒看到。人们自然会想到,既然上天已直接展现他的意志,我们当然要在周武王的这句名言后面,再加上“天权自我民权”这句话。





大马华人网站

留言簿

费言 28/12/2005


阅读全部回应



欢迎上帖, 如果要匿名, 可用任何笔名, 不必密码

笔名:                    密码: 注册会员按此
电邮: 回应通知
主题:
延迟: 可设定在几个小时后才显示
内容:

图片:
音乐:
录音:


大马论坛

转移文章 转入专题 转入专栏 作者删除文章 作者修改文章 编辑组合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