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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览:286 新精英主义(二) 作者:闻达星
主题:新精英主义(二)
作者:闻达星 5:25pm 21/03/2005

回应: 新精英主义(一) 作者: 闻达星 2:52pm 21/03/2005

巴特尔在星期天的晚报写道:“事实上,开不开赌场是政府的决策;赌不赌是国民自己的决定。人民不可能左右政府的决策,政府也不能强制人民的决定。我不相信,人民反对,政府就会改变初衷,不开赌场了;我更不相信,政府开了赌场,就把那些本来不赌的国民引入倾家荡产的深渊。”

品酒家庄布忠说:“我在思考着这个矛盾,而有了一个结论:不如,请博彩公司让大家打赌下注,看看新加坡会不会建立赌场?”

两个知识阶层的人物都反对建赌场(什么原因就不方便臆测),但都采取守势,甚至苦中作乐,这背后肯定有个什么在作祟。

从行为学的观点来说:“甲对乙拥有权力是指甲能使乙做乙本来不一定去做的事。”虽然前因后果来看确实如此,不过过程也很重要,要兼顾管理的艺术;通过营造一种使人们对现状表示理解的氛围来防止不满情绪的滋生。社会行为者对于自己认为合乎自然的事物一般是不会抱怨的。

“新加坡需要重塑,游客喜欢新鲜刺激的东西,城市的居民也会希望自己居住的城市变得精彩。我们得想怎么使我们的城市更加精彩。”

权力的行使可通过培养他人的需求来达到。换言之,甲不单单是要乙去做他本不一定会做的事,而是通过让乙产生某种愿望并积极地追求这一目的来为甲的利益服务(但未必有利于乙)。因此,一致意见的存在并不排除其中使用权力的可能性。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虚假的一致意见必定是使用权力的结果。所以认为必先存在‘冲突’然后才使用权力这个前提假设是错误的。其实质在于“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即防止冲突的发生乃是最有效、最聪明地使用权力”。

权力在愈不被人注意时,其威力就愈有效果。决策过程、决策结果、权力以及影响本身的合理性将有利于权力的使用及其影响的发挥。权力行使的一般策略是尽量使之不引人注目,并尽量作为社会成员行使公民义务的结果使决策合理化和合法化。

权力的行使并不仅仅是作出决策,它要求在现有的社会框架内作出决策,这一框架可为社会行为提供长期积累的实践。因此决策过程的意义和结果部分取决于它们在组织文化中的结构方式。

决策体现的是组织中的符号功能;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决策的内容,意义在于决策过程本身。因此程序本身比通过该程序处理的事件更有意义。

“开设赌场并非关系到国家存亡或会威胁国家主权般严重,以致必须要举行公投来下结论。开设赌场是个政策考量,政府在决定是否该增添多一个赌博途径时,要衡量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否能超越社会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决策过程中,如果对狐疑眼光变得软弱或游移不定的话,就会被同僚视为本身没有好好掌握权力这一块。

对于那些拥有权力的社会行为者来说,采用适当的政治语言和符号(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的动员’)来赢得人们对这些决策的支持是有益的,这些决策是以权力为基础而作出的。

“政府最终如果决定允许开设赌场,将会投入一定的资源,建立有效的机制去协助烂赌的人,并将确保烂赌情况不会失控。……这可能是我们文化的属性,需要有些管制,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赌博是人性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消灭。”

如果社会组织是由包含不同群体的各种彼此竞争的需求、价值观和实践所组成的,那么权力最大的群体即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它能将自己的局部利益融入组织结构之中。如果某一群体的利益能够成为众所公认的对组织结构有影响力的社会现实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利益就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一旦这些利益成为组织结构的一部分,那么组织结构同时会照顾并再现这些利益。

很显然,结构形成过程的控制权掌握在拥有权力的群体中(并非人人都有相等的机会获得产生权力及相关利益所必需的资源)。事实上,对资源的控制权乃是有关权力的内在的本质问题。

所以说,开赌场的辩论演变到最后,是一场比拳头的较量。谁占上风,还需要我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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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达星 21/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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