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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览:357 [译文] 打哈欠的面包:拉姆斯菲尔德主义的未来 作者:万鸦老
主题:[译文] 打哈欠的面包:拉姆斯菲尔德主义的未来
作者:万鸦老 7:41pm 23/11/2007

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有句格言:“有些事情是已知的未知,但也有些是未知的未知。”

在为我负责撰写的关于新加坡反对党的章节构思时,拉氏这句话日夜萦绕脑际。为了这个专题,我已访问了几位反对党领袖,他们来自本地4个主要反对党的其中3个。这些访谈确实很有启发性,让我深入地了解他们对本地政治情势和前景的看法。可是,除了徐顺全或许是个例外,我仍然难以设想他们的政党如何对新加坡的未来发挥重大的影响。

反对党要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必须摆脱目前所扮演的边缘化角色。他们也深知个中道理。事实上,在工人党的50周年庆典上,党魁刘程强就设定了来届大选夺取一个集选区的目标。过去几天,跟我谈过的朋友大多认为,这是一项有胆识但很艰巨的任务。倘若任何反对党连赢取一个单选区都毫无把握,进军规模大五或六倍的多席位集选区还能有何作为?

工人党和国民团结党(至今尚未赢取任何国会议席)目前所采用的策略更透露了某些信息。他们利用周末走访所着眼的选区,试图让居民熟悉他们的脸孔,聆听选民的申诉,同时销售党报筹点小钱。我无意对他们的努力泼冷水,其实我们也不该这么做,因为你若从未做过这种艰苦劳累的基层工作,而且像这些党员那样坚持不懈,就根本没资格作出评价。

我们也应该承认,对一部分选民来说,这种做法确实是争取信任和未来选票的最有效途径。

问题是:这么做够吗?这种微观推销方式源自旧日的社会,那时人们流动性不大,一般都是从邻居和亲友获取新闻和信息。今天,还有许多其他选民很少花时间上街或上巴刹,甚至连所居住的邻里也不见其踪影,他们总是待在住家、办公室或市区内。我们该如何与他们接触呢?

微观推销取决于某种社会模式,而且是劳力密集的。反对党会有足够的步兵发动这类步兵战役么?如果这种做法要夺下一个单选区尚且很难,如何赢取集选区呢?


反对党要壮大,联系工作也要做大


显而易见,群众推销是有必要的。你或可称之为“炮兵”,叫“疣猪”攻击机更妙。群众推销意指通过诸如市议会、媒体互动等管道与民联系。可是,要这么做,得先有一个“信息”。在微观层次,步兵只须倾听人们的怨言,让选民对该党的同情立场有一种模糊的印象;一到高度公开的群众层次,事前就要做足功课,并推敲出政策立场,且须预见可能面对的驳斥而作出相应的对策。所以,这也不是件易事。

倘若你要传达的是不被执政党认可的信息,那么有关公共联系的严格限制会使事情难上加难。比如说,在正式选举时期以外举行群众大会根本不可能;如果你想上电视或电台,我只能祝你好运。即使是举办室内集会也不容易,租用场地所费不菲,而毫无例外的,本地捐款人都害怕被视为支持反对事业。

假使反对党果真赢得一个集选区又将如何?几乎所有人(包括反对党领袖)认为政府“肯定会做一些事情”,这一看法很有意思。大家对此都有个共识:要么修改竞选条例,要么发动新一轮的诽谤官司......啥都行,只要能夺回集选区,绝不让它重演就是。

换句话说,旧式的政治手法终归是徒然的。我们可能永远无法通过这一途径实现两党制。


国会以外的抗争


这么说是否反证出徐顺全的策略才能见效?如果你绝不会被允许在游戏规则的框架内取得进展,为什么要跟着规则玩呢?

可是,绝大多数的新加坡人唾弃徐的策略。尽管我认为,国人大都不信政府所谓公开示威必将导致动乱的巧辩,但他们仍然不赞成这种做法。

更糟的是,徐的作为被视为是在讨好外国媒体。无论新加坡人有多同意他对新加坡政治腐化的评价,当他们得知徐的信息在海外越来越有吸引力,马上生起国家主义和仇外的情绪。

这像是在说新加坡人想要自己所无的公民自由,想要自己所无的两党制,可又希望这些理想能在现有政府所准许的严密调控的空间里付诸实现,同时却又深知政府会早在任何理想实现前把空间紧紧收缩。

这明显不合逻辑。正如著名新闻学教授契连乔治最近对我说的,徐在国会外的斗争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这对他个人可能不是件好事,对新加坡却是必要的。”

尽管如此,很少人会认为徐顺全成功的可能性很大。那该怎么着?


既无可望成功的反对党,能否信赖执政党


你是否由衷相信新加坡将在一党制下一直保持繁荣安定、不断发展?哪个国家或城邦做到这点?

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说:支持我们,我们就能确保最优秀的人才治理这个国家;支持我们,我们就能确保美好的生活永续不止。注意,瞥一眼你就会察觉到,这无异于叫我们把信念搁置一旁,转而相信一张薄薄的墙壁贴纸。可那些能说服我们此体制能取得预期效果的机制,外加A方案、B方案、C方案和D方案都哪儿去了?

美好的生活绝不会永续不止。无可避免的,麻烦总会降临,不幸事故也将发生。如果某人连续6年中彩,还以为余生将不断赢奖,我们会说这人神智放大假。然而,那正是执政者要我们相信的。

人民行动党说,麻烦也许会降临,但有我们在,我们人才济济,一切有我们处理。说得好——如果不幸事故发生在党外;万一麻烦或不幸事故发生在该党内部,比如闹丑闻和分裂,那又如何?万一是那种足以使该党和政府瘫痪、让老百姓沮丧和愤怒的麻烦,届时我们有什么替代选择?

即使是党外的问题也可能处理不当;这方面的例子,只须看看收入差距如何不断扩大,直到不容忽视的地步才着手处理这个议课。

以一件较近的小事为例,联合国正推动一项停止执行死刑的决议。在联合国大会人权委员会的阶段,99个国家投票赞成全球停止执行死刑,52国反对,33国弃权。有一篇相关报道刊于海峡时报,但原载于美联社和法新社,因此传遍世界各地;该报道很有意思,它把新加坡描述成“率领”支持死刑派“冲锋”的国家。

说我们要保留死刑是一回事,全力捍卫死刑而把自己搞得声名狼籍则是另一回事!况且计票结果还输了。我们到底得到什么?

姑不论外交愚钝的问题,我要指出的是,世界变了。尽管以往大多数国家订有死刑法,但立场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有一天可能会发现,政府在新的情况下作出一项最糟的决策,而反对党中没人能提出异议,因为他们或对该议题没意见,或已被制度边缘化,以至其意见无足轻重。

我们甚至可能遭受更大的未知袭击。倘若面对像上世纪90年代日本所经历过的长期经济萧条,新加坡将会发生什么事?我就此征求徐顺全的看法。如果经过多年,人们对政府扭转乾坤的能力失去信心,新加坡将面对什么风险?

“一个煽动政治家,”他沉重地回答,显然认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那么,反对党在这种情况下扮演什么角色?我问。他给我一个措辞谨慎而又极其正确的答复。然而,某种东西使我觉得那至多不过是理论,因为除非反对党有实力在政治体制中发挥影响,否则还不如完全没有任何角色。

这么看来,我们有一个心知绝不可能永远持续的体制,而这体制却能给我们美好的生活。世事不断变化,充满不确定性。在某个时候,上述拉姆斯菲尔德主义的其中一个已知的未知和未知的未知将袭击我们,比如丑闻、分裂、萧条、宗教极端主义、人口结构崩溃等等。届时我们将没有一个现成而可行的替代政府;那是唯一已知的事。

本文修改于: 08:42am 06/1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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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鸦老 23/1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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