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韦春花 10:50am 13/08/2012
蛆虫的铜牌
假如没有记错的话，赵倩玉是离开报馆去修读更高的学位。所以拿赵倩玉的《铜牌的坏处》和韩咏红的《拉锯》，还有李慧玲的《奖牌记》文章相比的话，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离开报馆的人往往比较清醒（即使是暂时的），而回到本部或者留在本部久了的都成了酱缸里蛆虫。
然而，赵倩玉的文章仍然脱不了虚实掺杂的写法，她说：冯天薇说她没有时间理会媒体在写什么，因为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比赛上。运动员这么专注，好像是件比较难得的事情。我只希望奥运之后她依然能继续忽略媒体的言论，更不要去看网上的评论。
上面那段写得很虚，连她自己也知道：其实，冯天薇和其他的外来球员只是个靶子，这些网民要宣泄的更多是对政府政策的愤恨。
写得最实，并且充分理解网上议论的应该是这段：事实上，聘用外来球员在许多国家相当普遍，同样也引起广泛争议。英国《卫报》的一篇评论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欺骗”，用金钱换取别人苦练多年的成果，来荣耀自己，是让人感到羞愧的事情。
为什么人家会断定这是“欺骗”呢？因为竞技时的实力，如果不是由运动员所代表的这个国家养成，那该国得到奖牌只不过是取巧的结果，把别人的功劳贪为自己的功劳，不是欺骗是什么？让我举一个接近的类比，比如近年来为避税而移居本地的美国富豪：著名投资家罗杰斯(Jim Rogers)和面子书（Facebook）共同创办人萨维林（Eduardo Saverin），他们轻易地拿出自己财产的一点零头就成了这里投资移民的正式公民，然而，即使他们俩在国际各类财富荣誉榜上如何名列前茅，新加坡政府也不会笨到说：“这是国家的光荣，他们带给新加坡荣耀。”——道理很简单，因为无论他们的创意或者积累的财富都与新加坡无关，唯一与新加坡有关就是那块塑胶的粉红身份证和护照。
赵倩玉有较健全的“得奖观”： 新加坡人一直觉得乒乓队的队员没有与自己同样的生长经历，所以乒乓队的成功并不能证明新加坡的人、社会体制或是国民精神的优越性。无论比赛结果如何，对一些新加坡人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再加上前些年政府对外劳及外来人才的开放政策所引起的情绪，也就不难理解人们对这两枚奖牌的极端态度了。在看到自己国家获得奖牌时尤其骄傲，不是因为这样的胜利会带给他们直接的好处，而是胜利往往意味着这个民族的基因更优良，从而盛产体格强壮、头脑机智的国民；社会制度健全，从而能使得有天分的运动员脱颖而出；国民精神坚韧，从而经受得起刻苦的训练等。在奥运奖牌榜上名列前茅之所以能让举国欢腾，是因为它从各个方面都暗示着国力的雄厚。
韩咏红的说法，让我觉得这名女子的价值观和理解能力都极度扭曲，还隐约有些大陆官方的流气：体育选手回国，民众和副总理到机场相迎，这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信号，一个政治姿态。它的主题绝不只是新加坡重不重视体育、要不要奥运奖牌这么简单，而是涉及到我们国家对外来人才的接纳水平。民众的支持与政府高规格接机，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至少在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信号鲜明有力。
李慧玲则完全以“KPI”来看待我们的“奥运奖牌史”——“才显得出意义，才倍感珍惜”，也流露些许准领导人的霸气： 因为看到留过的足迹，见证过我们在国际体坛挣扎后仍寂寂无闻，任何今天跨出的一步，才显得出意义，才倍感珍惜。我们现在面对的困境，是数十年来培养起只往前看而缺乏面对过去、反思历史的国民文化。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岛国人就理所当然地只从自己开始参与的切入点去看、去要求，仿佛自己是从石头迸出来的一样，没有前生，没有孕育。然而，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知识与技术的工业，都有它发展、演变的历史，有它剧痛和欢欣的过程。我们无知，不表示它们没有发生过。反思现状是需要的，但是那些把现状抽空来自我夸耀或批评别人的做法，反映的更多是“传承”的不足。那是1994年。1993年东运会刚过，岛国作为主办国，运动员夺得50面金牌，振奋人心。国家领导人看到体育项目能团结人心，有助身份认同，培养精益求精及坚韧的精神，1993年年底宣布“卓越体育2000年”计划，培养亚运会及奥运会金牌人物。有七个项目被列为“重点体育”，另外七个成为“优选体育”。
……
我们注入那么多心思，人们却认定是坐享其成；我们要用这个小小的成绩来团结与激励人心，却也是看到社会分化，人心各异的时候。
上面这两个人把“欺骗”转一转，成了“政府英明”：因为我们是在1993年定下目标，所以在2008和2012收获成绩（奖牌），那是有段“过程”的，不是急功近利，并且可以证明我们政府说到做到，所以是道德应得（moral desert）的。
然而庙堂之下的小民，虽然没有很大张的文凭，生花的妙笔，却隐隐然觉得这是不对的，这是变了味的价值观，在哲学上竟然完全正确！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是有道理的，所以孟子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康德写道：“善意之善并不在于其可造成善结果和善影响。善意是善在其本身，不管可否开花结果，就算此一善意完全没有实现之能力，就算使尽力气依旧一事无成……这时善意依然暧暧内含光，因为全部价值皆在其内。”——康德的意思是说，不只要做对的事，还必须是为了对的理由。
韩咏红则仗着主流纸媒的方便，想要继续撕裂国民和新移民的关系，来掩埋人民对执政党的批评（他们完全不说这个）： 至于生活习惯差异的描述，则隐然是另一种血统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不一样”－－这种抱怨听起来，像新话语包装下的种族问题。这些话题似乎在暗示，对“非我族类”的芥蒂，原来是像DNA一样，潜伏在人类内心深处，在一定条件下总要破茧而出。想到这一点，我总不寒而栗。新加坡学者过去常自我批评并批评政府政策，指这些政策的背后存在着浓浓的“买办心理”。而人生的悖论恰恰是：抱怨与批评久了，人们常常又不可自制地会化为那个他们所批评的对象。我们对新移民，可能也存在“买办心理”，总想着只拣好的，而且“拿来即用”－－否则要来干什么？
赵倩玉在文章的最后，写下她的批判：新加坡刻意追求奥运奖牌的理由是什么呢？也许是想要激起国民对运动的热情，也许仅仅是在奥运这样一个国际大舞台上做一个广告，就如某快餐品牌一样，但却是要付出撕裂新旧移民、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代价，这对大家都不能算公平。
这样的媒体工作者才是我们人民所需要的，至少他们有去聆听和消化对方不同的意见，而不是急着辩护和转移视线。